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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杜·恩戈传记《One of a Kind》-4
夏季来临，伊多开车送Fay 和孩子们到纽约北部的卡茨基尔山度假（以前他也是这样安排前家人的。）。Fay，茱迪t和斯杜住在罗利酒店，一个座落在松林中的大型综合度假村。把他们安置在那个凉风习习的地方后，伊多开着崭新的Bonneville ，回到闷热的纽约打理生意。他的庄家买卖需要他在周一、周二支付赌资和收集赌金，然后开设本周的赌局。他没有信赖的人可顶替他做这份工作，但他经常会在周五球赛结束后深夜驱车到度假村，一直待到周六清晨。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卡茨基尔度假村是最受美国犹太人欢迎的旅游盛地。一百多万人聚集在这个到处是平房、夏令营、酒店的夏日世界里。罗利酒店跻身于度假村众多宾馆中——与Kutsher’s, Brown’s, the Pines, the Windsor, the Del Mar一样——是喜剧演员、音乐家和其他艺人的训练场。除大餐厅的每日三餐外，晚间的娱乐活动也是一种卡茨基尔必不可少的体验，有喜剧表演，百老汇音乐剧，还有舞蹈。犹太人最喜爱的曲目《Tzena， Tzena》、《Belz》、《Bei Mir Bist Du Schon》的演出场次与《Camelot》、《Guys and Dolls》、《Fiddler on the Roof》一样多。
Fay 白天读书、交际、在泳池边歇息，晚上如果不淋浴的话，就去玩1美分１分的金拉米（gin），或是起注1、2美元的扑克，经常一晚输掉100多美元。如果在纽约郊外开设赌局，定会风靡卡茨基尔。桥牌、宾戈(bingo)、扑克、凯那斯特(Canasta)和皮纳克尔（pinochle）是那儿最流行的游戏。
甚至员工也会参赌。 度假村的夏季员工：餐厅服务员、服务生、旅店服务员、管理员、救生员、点餐员、野营工人、舞蹈教练一季能赚到1500到2000美元，这些钱足够他们支付大学学费或是创办公司。这笔现金也给了他们一种在空闲时光打发时间的方法。因为小费收入在周末一次性结清，当晚便成了“扑克狂欢夜”。
我经常坐在母亲身后看她玩七张梭哈（seven-card stud）。她玩得很糟糕。每手牌她都要下注——我强调一下，是每手牌。不管前三张牌是什么，她都要入局。
我总是眼睁睁看着妈妈输钱，也看到了其他玩家脸上的得意。他们在背后嘲笑她，拿她当笑料。他们真以为自己有多牛逼。其实他们玩得也很差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可恶。他们能赢到我妈妈的钱只是因为她比他们玩得更差。我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。我猜想这对我产生了影响，让我想用他们对待妈妈的方式来还击。
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牌感是怎样得来的。 自然而然，牌感就来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连续观看妈妈打几个小时扑克，她的所有操作明显都是错误的。除了每手牌都玩外，她还是一个跟注站（calling station）。 她从不加注，也从不诈唬。到我10岁的时候，我开始告诉妈妈如何打牌，指出她的错误。曾经有一局，她亮出一张A，把另两张差牌盖住。她跟了第一个下注，然后拿到了一张K。轮到她行动，因为她没有什么牌，所以说：“Check”。
我告诉她：“妈妈，你应该下注。”
“我为什么要下注？ 我甚至连个对子都没有。”
“是的，但他们不知道。”
侍应生和餐厅服务员每个周日拿到小费后都会搞一场扑克盛会，我开始参与其中。我经常让妈妈多给他们小费，因为我总是能够全部赢回来。每次我去打牌都能赢60或70美元。 妈妈说，只要我不告诉父亲她输了多少钱，她不会告诉父亲我赌博的事。 我想你会说我俩做了笔交易。
除了扑克之外，我也和侍应生、服务员玩骰子。有一次，我以为父亲开车回城了，就在厨房后面离洗手间很近的地方玩骰子游戏。我和一个家伙打赌。骰子正好转到他押的点数上面，但是没有碰到墙。
“我不会给你钱的！骰子没碰到墙！”我大声喊道。
就在我和那人争吵的时候，父亲正好从大厅往洗手间走。他听到了我的声音，用胳膊把我夹走。那次我挨了这辈子最惨的一顿暴揍。
父亲痛恨我赌博。他无法容忍这种事。我怕他，但还没还有怕到不敢赌博的程度。下个周日，我又去玩骰子游戏。不过，这一次我完全确定父亲已经开车回纽约了。
夏天结束的时候，Fay 和孩子们要回纽约了，九月凉爽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兴奋，因为新学期就要开始了。斯杜喜欢上学，并不介意回到城里。他是个好学生，脑筋转得飞快。四年级的老师发现他很快就能完成课堂作业。迅速完成功课后他觉得有点无聊，然后开始搜寻更刺激的事情。“第一堂课结束前，我能在课桌下面从头到尾看完好几篇体育专栏。”他回忆说。
斯杜很少做家庭作业或是复习功课。他能够凭记忆记住课堂上教的东西。他的脑子是一台专门吸收事实和数据的真空吸尘器。数学是他学得最好的科目。他能够快速对一连串数字进行心算。斯杜六年级的时候，公立122学校的老师对他的天赋印象深刻，建议他跳级。于是，斯杜跳过七年级，直升八年级，到十一大道的公立60学校就读。但斯杜的个头与他的年纪不相称，跳级到一大帮年纪比他大、身体比他成熟的孩子身边读书确实是一种挑战。
可能我的个头一直都不高，但我很聪明，总是和最高、最壮、最强的孩子交朋友。这是我很早就学会的一件事情。
大多数时候，斯杜和学校的孩子相处很愉快。因为学生来自各种种族，宗教背景也是多种多样，纽约公立学校系统甚至要比这座城市更像一个大熔炉。不幸的是，伊多·恩戈抱有一些陈旧的思想，固执地认为这最终会给他的儿子造成不良影响。伊多或许乐意和不同种族的人做交易，但他的私人生活却是另外一回事。有次茱迪从学校带回一个黑人孩子，伊多毫不掩饰他的不满。
“绝对不要相信这种人！他们会在背后捅你的刀子！”
当茱迪告诉父亲，她爱上了一个黎多波哥男孩时，情况越发糟糕了。伊多禁止她和那个男孩见面。“他们都是罪犯”，父亲对茱迪说。“我不想你和任何非犹太裔人出门。”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斯杜一家并不遵守犹太法规与惯例。斯杜回忆说：“我们那栋楼的犹太人因为我们的行为方式而轻视我们。”斯杜一家的大多数假期（包括逾越节）都是在罗利酒店度过的。
“我们根本不遵守犹太教法规”，茱迪说。“我们吃猪肉，火腿，啥都吃。甚至我们去罗利酒店过逾越节假日，妈妈都不吃逾越节薄饼。因为她喜欢每天早晨都吃百吉饼，所以她习惯了开车去城里给我们买百吉饼”
尽管看起来斯杜一家不遵循传统习惯，但伊多还是给他的儿子举行了犹太成人礼。他不满斯杜的赌博恶习，希望希伯莱语学校的学习和训诫能够帮斯杜走向一条更光明的道路。可是，斯杜已经12岁了，现在才开始学习传统课程未免太晚了。伊多去了一家本地犹太教堂，向一名教士讲述他的问题。斯杜又花了6个月时间学习希伯莱语速成课。令人称奇的是，斯杜在完成家庭作业、为父亲平衡赌注的同时，还有时间吟诵《摩西五经》里面的篇章。
斯杜的犹太成人礼仪式在他13岁生日过后的一星期举行。那是1966年9月15日，仪式在美丽卡纳酒店宽敞的宴会厅举行。虽然这是一项传统犹太仪式，但并非所有客人都符合犹太教义规范。房间里充斥着黑帮人物——Nicko，Farny，还有一个叫做Victor Romano的热内亚犯罪家族成员。
参加仪式的黑社会成员太多了，甚至联邦政府职员都想翻阅我的成人礼仪式相册。仪式结束后，我去了15楼，父亲在那定了一个套间。我把收到的信封一一拆开，虽然这是不应该的行为。至少一半的信封夹有长期国库券。那个时候我已经迷上了赌博。可恶的国库券对我有什么用处？我能够拿它去玩骰子游戏吗？给我现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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